最近有一位年轻的评论者，对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，最突出的观点，是认为这部小说流露出“狭隘的民族意识”，在自己的亲人被日本人打死后，葬礼中把战场上得来的日本人的“头发”焚烧，以为祭奠，这样的“民族意识”是否太过狭隘？20年来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，对民族仇恨和历史耻辱的反思与揭示，是太过空泛和“博爱”，还是太过强烈和“狭隘”？以我个人的眼光所见，是我们的艺术家大多对民族意识淡漠不清，急于“国际化”追求使“重大”主题往往流于暧昧和温情，真正让人很不舒服。
最近以来，常见有报纸上议论张艺谋的电影，但并非是职业批评家的声音，却是一些踏出国门的年轻而有为的中国人。多家媒体报道，中国留学生纷纷抱怨，张艺谋那些获奖电影损害了中国人的世界形象，使这些学子们在海外受到莫名其妙的发问和歧视。这样的问题早在张艺谋的电影出笼之初就开始争论，学问家们虽得不出一个结论，但说好的声音显然占了上峰，谁都怕别人说自己“民族意识狭隘”，更怕人家说“守旧”和“正统”，艺术观念太过“陈旧”。留学生可不管那么多，他们只从自己的生存出发考虑问题。
近日的一则消息更勾起我的联想。中国的足球明星张恩华，一名剽悍的足球后卫，有机会到英国试训，没想到才出国两天，就有媒体说，张恩华在欧洲痛感张艺谋电影把中国人形象搞坏了。这种质朴的感受应当视为是一种真实，也应当视为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馈。有的人害怕民族意识的流露显得过分“狭隘”，所以就想把本来属于刻骨铭心的东西淡化或抹掉，以使自己的艺术和主题能和国际接轨，谢晋的电影《清凉寺的钟声》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作品；有的艺术家则把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”这一训导用到极端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土地描写成原始社会，这样才能博得“国际”赞誉。想一想我们的当代文学艺术吧，对自己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，何曾有过沉痛、严肃的叙述与总结？民族的仇恨何曾有过饱满的倾诉与表达，“十七年”的文学与电影，倒不是怕不能“国际化”，而是怕把战争描写得太残酷“长了敌人威风，灭了自己志气”，战争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做法，让我们这些后来人错认为战争是一场好玩的，只有“敌人死”，我们自己却“永生”的游戏。我记得自己幼年时代正值文革，每看电影前，大家总要互相问一些“刺激”性的问题，“打不打仗”、“死得多不多”、“有没有特务”，等等。中国人受到的屈辱绝不比犹太人的少，但我们这些后人及更后一代的人，被震撼的程度却要比犹太人低得多。美国沉没了一只“泰坦尼克”，然后就有了同名的电影成为世纪大片。中国清代的一只沉船导致上千人死亡，报纸上说，外国人正拿沉船上琳琅满目的“文物”拍卖。
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，在全面走向新世纪的时刻，许多文化问题让人不得不经常回头来看，来争论。究竟何为“狭隘”，到底历史应当怎样叙述，这些问题仍然等待回答。
